已经来了，你还在画刀的图样么？

　　只能抄近路，走捷径，除此别无他法。

　　另一个偏差，是钱。

　　万事都有成本，一万两银子花在这里，就不能同时花在那里。此时的朝廷，财政疲弱，勉力凑起一些钱来办洋务，若是再投错了地方，则损失的又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。

　　不管是现在的安庆军械所，还是未来洋务派所兴建的一切企业，做出来的东西，从来都没有逃脱过四个字的考语——质次价高。

　　从现在直到数十年后，无一例外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十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枪，自己做的话，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两；十万两银子可以买到的洋舰，自己做的话，单是成本就要二十万两。

　　更不要说做出来的枪炮打不准，做出来的舰船跑不快这些事情了。自己国家生产出来的枪炮，不止一次被自己的军队拒绝列装，像李鸿章，就曾一次姓退回了五千支仿制的林明敦式后膛来复枪，而不得不继续寻购质优价廉的洋枪。

　　本来是想“有事可以御侮，无事可以示威”，结果于“御侮”一项上毫无佐助，变作只剩下示威的效用——这些枪炮，用之于内，对付菜刀棍棒当然可以，一旦面对西洋军队，就不免原形毕露。

　　本来钱就不多，结果耗在这些虚好看的事情上，弄得更加左支右绌，这不是拿一顶“民族工业”的大帽子就可以遮盖得住的。

　　每思至此，关卓凡不能没有感慨，民族工业可以办，但绝不能这样办。

　　这不是菲薄古人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这些身负大才的人，虽然已经尽了力，但既囿于见识，又羁縻于这个[***]体制的限制，实在也难以做得更好了。

　　这条路子，真的错了。

　　不过在关卓凡来说，这样的想法，难与人言，否则多半要被说成——“看人挑担不吃力，你来试试？”

　　那……我来试试。

　　关卓凡心想，一百多年后的那一场变革，果然值得好好琢磨琢磨。

　　曾纪泽、徐建寅、华蘅芳三个，对广方言馆的事务极是上心，在接风宴上，便有不少新鲜的想法提出来。到了第四天，不惟馆址已经选好，而且跟刘郇膏和利宾，已经把初步的章程拿出来了。

　　“利先生实在是帮了大忙！”以三品按察使衔任广方言馆总裁的曾纪泽，高兴地将章程初稿呈给关卓凡，“特别是教习这一块，全靠他的奔走联络。”

　　“我可不敢掠人之美，”坐在一旁的利宾打趣道，“不过说真的，看到劼刚兄几个的劲头，连我都动心，想到你的馆里谋个教习之职。”

　　广方言馆的教习，打算华洋兼用，但以洋人为主。曾纪泽初到，对洋场的情形还不甚了了，因此洋教习的聘请，是利宾帮着他在做。

　　“好极了，”关卓凡笑着接过稿子，一边翻一边问，“馆址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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